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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人予:坚持小众

2017-09-13 01:38:47 网易财经

崔人予在西安上大学学的是飞机设计,毕业之后,他没有去设计飞机,倒是成为一个小众文化的设计者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上学时喜欢上了摇滚乐,摇滚乐慢慢打开了他的另一个世界,他没有像很多人那样只是成为一个摇滚听众,而是被一种无形力量牵引着——就像《爱丽丝漫游仙境记》里的那只小白兔,带着他,慢慢远离了他的飞机设计。他毕业后的经历,几乎就是中国开放后小众文化进化史的缩影。

崔人予:坚持小众

90年代初期,打口磁带进入中国,崔人予开始卖打口磁带,这让他接触到很多外国音乐,后来,他萌发了做一本音乐杂志的念头。因为在他想去了解外国音乐的时候,他发现当时的很多音乐杂志都不能满足他的需要,所以,后来就有了《口袋音乐》这本杂志。至于一本杂志该怎么做,他没有想太多,甚至这本杂志一直属于非法出版物,当他第一次把外国乐队带到中国演出,也是非法演出,一直到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声演坊,他的业务才合法了,于是他把它当成一个正式推广小众文化的事情来做。

崔人予:坚持小众

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崔人予,他是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,希望把很文艺的那种音乐,比如小清新音乐推广到中国。他没有太多的经商经验,甚至用一种看起来很笨拙的方式把事情一件一件做了下来。目前,这家小公司已经与国内外30多支乐队签约,代理发行他们的唱片和巡回演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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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人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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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联生活周刊:你当初为什么会想到去做一本音乐杂志?

崔人予:坚持小众

崔人予:首先确实是自己喜欢,我很相信信念和梦想的力量。我很喜欢《阿甘正传》这部电影,因为讲的是信念的力量。有一个想做的事情,然后就着手去做,开始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会做到今天这样。刚开始的时候仅仅是零售,把杂志卖给身边一些朋友和一些对音乐感兴趣的人。因为中国的音乐市场确实是混乱而不健康的,我是一点点进入了这个圈子的内部,从零售、批发直到现在的演出和音乐节。做杂志也是因为觉得当时没有太好的音乐杂志,当时有《通俗歌曲》、《非音乐》、《我爱摇滚乐》。《我爱摇滚乐》很极端,可能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需要它,但更多的人需要的是一些向上的、平和的东西,所以就有了做《口袋音乐》的想法。当时也认识很多喜欢音乐并且能写出很好文字的人,就这样开始做了。但其实做的这些事很多都是一时冲动,当时做杂志没有任何的赞助和广告,后来因为经常赔钱,所以就暂时停了。我希望把音乐做好之后,《口袋音乐》可以重新启动,当作是音乐节的宣传品,没有广告也没关系,它存在的目的就是推广音乐节。中国虽然有很多音乐节,但大部分都很同质化,80%的国内乐队,再加入一些国外的乐队和一些流行歌手。我做演出的时候慢慢发现,有一些人更喜欢听国外的清新音乐或者后摇滚,这些人并不在少数,并且忠诚度很高,我想试着做做这些。开始,我是想给迷笛音乐节提供乐队,也和张帆联系过,但是他们不需要。摩登天空也和我联络过,希望和我们合作,控股我们,但我觉得这样的方式不合适,合作是可以的,但是控股不是很能接受。没有办法和其他组织合作,我们只能自己玩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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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联生活周刊:最初是怎么做起来的?

崔人予:坚持小众

崔人予:当站在这个行业门外的时候,我觉得做唱片、出杂志或者做演出都很难,但开始做了就发现其实都不难。最开始做杂志是零售,小本生意,大概几百上千块钱就够了。后来做发行也还比较顺利,一些乐队把CD放在我这儿代售,几个月或者卖光之后结账一次,这样也不需要投入很多成本。《非音乐》总部在桂林,有一年我去南方玩,顺便也去了一趟《非音乐》的总部,他们的杂志社就是一个办公室,流程就是约稿,交稿之后校对、排版、印刷,我觉得这些也不是很难。2003年我就开始想自己做一本杂志,开始约稿很顺利,约到了一些质量很好的稿子。然后就是选歌,主要是在我听过的歌里面选一些我觉得不错的。然后就是联系印刷厂印刷,因为当时申请不到音像号,所以就和《非音乐》一样地下发行。另外,我还有一个渠道,许多唱片店从我这里进货,所以当时第一期卖得很好。当然,还有报刊亭这第二个渠道,有些发行商可以把杂志放在报刊亭,所以就这样开始做《口袋音乐》了。第一期做了6000本,销量很好,第二期就做了9000本,一下子就卖得不好了,后来就减少到三四千本……到最后就只印2000本了,相当于走下坡路,资金上也出现了问题,所以就停下来了。后来的代售唱片,有些唱片很好卖,像香港的My Little Airport,我们引进这些唱片。还有李志,当时我们代售他的唱片,很多人非常喜欢。他自己做了几百张刻录盘,我听了之后很喜欢,杂志里用了他的歌,也得到了很好的反响,然后我就把他的歌正式出版。从这儿开始,自己就走上了唱片发行的这条路。国内的还好,只需要申请音像号,资料充足了,交了钱基本就可以了。有了音像号之后就是设计专辑封面,印刷、光盘压制,然后组合在一起,制成成品销售,这些都不是特别难的事情。唱片发行是从2006年开始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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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联生活周刊:现在大概发行了多少张唱片?

崔人予:坚持小众

崔人予:70张。

崔人予:坚持小众

三联生活周刊:发行渠道是怎么建立起来的?

崔人予:刚开始是卖打口唱片,然后是国内小样,然后再发行杂志,发行唱片。因为各地都有一些文化店,无论是卖打口唱片还是独立电影的店,他们通过网络知道我这里有一些不错的东西,就通过网络联系进货。多的时候大概全国有三四十家,但是现在大部分已经倒闭了。当时就是通过这些店卖小样、卖杂志、卖唱片,唱片这方面后来我也通过北京音像大楼这样的渠道卖了一些。像李志、My Little Airport的唱片都卖得挺好的,所以给了我很大的信心继续做下去。然后,还有后来的Tamas Wells、Maximilian Hecker都卖得很好。

三联生活周刊:最多能卖到多少张?

崔人予:1万张。而且我们真的是发行渠道比较窄,基本上是以自己卖为主,以前我们的唱片在“光合作用”卖得挺好的,后来书店倒闭了。

三联生活周刊:做演出是什么时候?

崔人予:演出是从2007年开始做的。做的第一场国外的演出就是Maximilian Hecker,这场演出还是给我们很大惊喜的,北京来了550人,上海来了约有800人,门票预售180元,现场260元,价格挺高的。我这个人比较乐观,开了一个好头之后我就想多做一些这样的事情,但是市场并不是全都这么好,可能只有20%能达到这个程度。2010年我做了130场,效果还不错,但去年做的170场,反响就没那么好。一是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不够,受众以学生为主,每次演出门票100块钱对他们来说还是挺贵的。本来的想法是把巡演做大一些,因为音乐节这个市场竞争很激烈,虽然我们的乐队比较新鲜,但依然面临着很激烈的竞争,我知道这个工程量很大。我不想去竞争音乐节这个市场,我想在巡演上做大一些,做好一些,每年做到1000场。这样也就可以占到这个市场的50%,可以把国外的一些乐队的演出都接下来。现在想今年做音乐节,我有信心音乐节会很有票房。招商是我的弱项,但我相信第一届之后,第二届就会有很多商家主动联系我们了。这就是我的一个大概的思路,我相信慢慢就会有市场。

三联生活周刊:演出中经常遇到哪些问题?

崔人予:就是很多演出场地没有演出资格。“愚公移山”和“星光现场”现在可以了,以前连报批的资格都没有。其他的很多演出场地,包括MAO,成都小酒馆这些成立很久很知名的演出场所都没有报批的资格,就是说不具备国家批准的演出资格。通常这样的演出不会被查,除非有人举报。其实这个市场已经存在很多年了,但一直没有相对应的法规和政策出台。政府虽然一直说支持文化产业,但是限制还是很多的。所以我们演出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你从一开始一直面对的是一个小众的市场,相对于大众市场,它有什么不一样?

崔人予:“苹果”开始也是小众的,记得有本书说过:小众就是未来的大众。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,上学只是学习和考试,音乐给我带来了感动和成长。欧美的一些摇滚乐真的是开启了我的头脑,摇滚乐给人的真实与爱,艺术与美感,很多都让我觉得人生丰富了,眼界也开阔了,所以就特别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。我1996年在西安上大学,大学的时候把这些东西介绍给同学,他们都接受不了,一切都是慢慢来的。我们卖唱片也是,李志、Tamas Wells、Maximilian Hecker都卖到1万张,现在李志也非常火。更重要的是,还有欧美可以作为对照,中国的音乐市场和欧美相比要落后三四十年,但是追的话会很快,所以我觉得这个市场未来会很广阔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你是怎么与外国的这些乐队联系上的?

崔人予:这些歌手和乐队大多都没有经纪人,都是自己在处理自己的事情,经纪人很麻烦,费用也高。Maximilian Hecker是通过台湾一个厂牌给我介绍的,演出做完之后觉得效果很好,我就开始自己联系。现在我们做音乐节,还有很多歌迷不相信我们可以请来这些乐手,他们觉得很大腕。事实上,这些音乐人很独立,只要写信谈好条件、签好合同,他们都会来,之前的巡演基本上都没有签过合同,都是彼此信任就来了。音乐节为了报批,我们都签了合同。

三联生活周刊:看来国外很多音乐人也不是按照很正规的流程去处理这些事的?

崔人予:对。外国的乐手信任和真诚是很普遍的。

三联生活周刊:在请国外音乐人来演出的过程中会不会遇到一些麻烦?

崔人予:有。我发出的信可能有一半没有回复,回复的那些信件里大概有2/3都会来。还有一些出场费比较贵的,因为资金的限制没办法请来。我们请来的都是喜欢中国文化,想来中国看看,演出价格又比较合理的音乐人。做国外音乐人的演出还有两点原因,国外的唱片品牌都比较丰富,中国确实没有人在做唱片代理,我甚至想过把世界上所有好的唱片都代理过来,我想成为那“四大”之外的“第五大”。我想把很多像4AD这样的好唱片公司的艺人在中国代理了,这也是我的一个梦想吧,现在也在做这件事;第二就是,因为中国乐手很难合作,素质有高有低,想和大家混熟的话就要在一起吃喝玩乐,我又不喜欢混圈子。中国的乐手,聪明的,像李志这样的,就自己全干了。还有一些就是哪里给钱多就去哪儿,像谢天笑这样的。国内的乐手和中国的国民素质是一样的,我开始做的时候也是以国内为主,后来觉得这样行不通,现在就以国外为主。国内的一些不知名,但音乐很好,不想找大公司做又很需要帮助的乐手就会和我们合作。我想音乐节之后,就做一个延续品牌,还是以国外乐手为主,因为他们真的很容易谈成合作。因为在中国还没有这样一个有版权的音乐品牌,做一些和音乐、乐手相关的T恤,我觉得中国的服装市场也是很有潜力的。我连名字都想好了,就叫Live Life——现场生活。早期就是乐队授权,接下来可以做一些中国文化的,像日本有优衣库还有无印良品,中国还没有一个有自己文化的服装品牌。现在国内的品牌很多都是有钱就可以做,事实上没有什么文化内涵的东西。

三联生活周刊:在代理国外唱片方面现在有什么成果?

崔人予:我谈过的其实不多,在这70张唱片后,我引进了很多艺人的唱片,但80%的艺人是不好卖的,造成了一部分唱片的积压。所以音乐节是一个机会,音乐节唱片会卖得很好。很多歌迷在听现场之前,不喜欢买唱片,即使你便宜10元钱他们也不会买。但演出之后,歌迷很兴奋,会喜欢去买一张唱片当作纪念或礼品,现场和音乐节会卖很多唱片,传统渠道已经卖得很少了。所以我希望把音乐节这个渠道做好之后,再引进更多的唱片。

三联生活周刊:考虑过更好的销售渠道吗?

崔人予:销售这方面主要靠巡演和音乐节。唱片店选址很重要。在北京南锣鼓巷有一家唱片店叫MF,我们的很多唱片卖50元1张,那里可以卖到80元1张,还卖得特别好。一是它的位置特别好,人流量大;二是,他们播放音乐的设备也很好,还有调音台,所以唱片卖得特别好,我们有一张唱片这家店就已经卖了1000多张。所以10月份之后我也想开一些小店,每个城市一家,它除了卖唱片也卖周边产品,还会卖门票。选址也要选在人多的地方,这个和书店一样,像“诚品”就卖得很好。当年的“光合作用”也不错,它选的位置都挺好,经营得也还不错,只不过后期经营不善,突然消失了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你应该经常接触一些非常年轻的消费者,他们现在基本上都在听MP3,是不是对CD认知的概念都已经很差了?

崔人予:也没有。他们通过MP3,接触到某个歌手,特喜欢的话就会买唱片支持。我平时很少带巡演,去年12月份我在上海带了一次巡演。来了800人,门票收入大概就是8万元,唱片卖了1万块钱。唱片就是50元1张,大概卖了200张,有很多初中生也会来买。这几年,我觉得中国人的版权意识和品牌意识提高了,已经慢慢地建立了整体的品牌意识,开始尊重人的创造力。而且,这两年我虽然没卖像“万能青年旅店”或张玮玮的唱片,但和以前相比,唱片在中国的销量确实是在提高的。张玮玮的唱片50元1张,他做300张,很快就卖完了。如果是以前自己卖的话可能也就是一两千张。现在的情况是,国外的唱片销量一直在下降,Tamas Wells、Maximilian Hecker都不如以前卖得好了,但是像李志、“万能青年旅店”这些人的唱片销量一直在提高,周云蓬、李志这些人,他们的歌迷越来越多了,愿意买唱片的人的比例也在增加。因为毕竟人数在增多,如果其中有10%愿意买唱片的话,基数增加了,买唱片的人自然也增加了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为什么后来又想做音乐节?

崔人予:因为其他音乐节不带我们玩,而且这个市场很大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你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?

崔人予:我们涉猎的还是很全面的,做演出、出唱片、做音乐节,做的不光是一个经纪人做的事,经纪人不管出唱片这些事。我想做的是一条龙服务,刚也说过了,我还希望有一些副产品,T恤、本子还有其他的一些设计产品,能对艺人有一些金钱上的补助。前两天看到张小盒的创意品牌,它本身的漫画不赚钱,但漫画的衍生产品是很赚钱的。我们有唱片、有演出,如果再有衍生产品,对艺人来说会是一个特别好的补充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你现在的公司如果往下再发展,愿景是什么?

崔人予:三四年之后,可能每年做60个音乐节,然后出版几百张唱片。我希望到那时,中国可以和世界同步,国外的唱片和中国可以同步发行。然后还希望做一些实体店卖一些东西,还有就是想做连锁Live House。音乐节、商店、出唱片、Live House,给一些电影和广告提供音乐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不管你将来做什么,核心是做一个小众的,而不是大众的东西?

崔人予:是的,因为我觉得小众有真情实感,更有价值。也许未来或许喜欢的人会更多,有几千万甚至1亿人,但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要坚持小众精神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但是现在中国的文化消费市场不是累积式的,而是断层的。

崔人予:国外的市场是累积的,国内的不是。听“老鹰”的人可能已经有我这么大了,可能已经有了家庭,不听音乐了。即使他们知道了演出信息,也不会来买票。新的歌迷都是听新的乐手,这些他们更容易接受,小清新或者民谣给大家的是另外一种感觉。我去过法国,当时在他们的小镇上看Iggy Pop的演出,有上万人,全是一些上了年纪、四五十岁的人来看。在中国,可能没有这样的消费习惯让大家去坚持一些东西,整体上无论是媒体宣传还是价值观,都没有形成一个一贯的有延续性的东西,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。我觉得音乐、电影和图书应该是我们正常生活的一部分,但在中国就不是这样的,在中国可能工作、家庭占据了人们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。大家的收入不高,生活压力也大,很多人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东西。教育也是灌输式的,它并没有教你要真正地去喜欢一些东西,我觉得造成中国文化消费断层也有这方面的原因。而且中国人好像没有习惯去看现场音乐,演唱会就像一个巨型的卡拉OK,唱国语歌的那些人就是冲着唱卡拉OK去的。但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和社会接轨了,中国未来的市场会很大,在北京和上海我们经常都是连开两三场;在“愚公移山”、MAO,以前很少有爆满的情况,现在也是经常爆满了;“逃跑计划”乐队虽然只出过一张唱片,但也是连续两场爆满。像这样受欢迎的乐手越来越多,以前只有几个,现在至少有十几个。

三联生活周刊:现在的年轻人听音乐的方式跟你上大学那时候有什么不一样?

崔人予:我那时候听的话可能真是在精神上被摇滚感动和撼动了。现在听音乐就是喜欢听谁就听谁,无所谓摇滚或是流行,喜欢上就是喜欢上了,没有想更多其他的什么。我已经把这些东西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,就像看电影、上网、购物一样,没有更多的精神上的意义,上学的时候听摇滚有很多意义。现在的听众可能更直接一些。因为我一直在做这个市场,我知道“五月天”2004年来北京,只有几十个人看,8年之后就会有数十万人看。包括陈绮贞,2007年我也做过她的单曲代理,杂志有她的专访,就是一种不温不火的状态,但现在已经非常火了。我从这些现象里知道,这个市场会越来越大,毕竟人多,经济在发展,人们的素质在提高。

(实习生宋诗婷对本文亦有贡献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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